《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一书，被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迎接十九大重点出版物”，是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2017年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全套丛书八册，收录了几百位共产党人的故事。共产党人的故事在哪里？他们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群有信仰，并且信仰坚定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说，信仰是精神之钙。

    经过无数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最适合中国，所以，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党人的信仰。

    考验信仰，就要看选择。一是在优劣之间，二是在生死之际。

    这是在上海龙华监狱看到和听到的故事。

    关于罗亦农烈士，他在被捕后，被军法处移至“特别监”，供茶水、可抽烟阅报，以示优待。再次提审时，法官一再重申，上峰关照，对待罗亦农和瞿秋白这样的人才，当局是会很优待的，只要能够合作，该讲的就讲，千万不要错失良机。罗亦农不卑不亢地说：“既然优待，不如先去掉手铐脚镣吧。”出卖组织保全自己还是反之，他的选择显然太从容、太确定了。

    关于彭湃烈士，我们只知道他是个“农运王”，只知道他抛却了家庭的安逸富足，却未必知道他为寻找救国救民的良药，于1918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在狱中，他利用一切机会向在狱群众及看守士兵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同杨殷等人，给周恩来和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请党组织停止营救，让“兄弟们不要因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停止营救！”

    面对生死，是出卖组织、出卖理想而活，还是坚定信念、毫不妥协而死。这种考验是惨烈的，很多人当了叛徒，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坚持下来了。

    在南京雨花台，我看到了烈士施滉和许包野的故事，从当初的境况来看，他们有更多选择的余地，这种选择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可能都是无法理解的。

    1934年牺牲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施滉，17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1924年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在大学学习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留美学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28年施滉在斯坦福大学取得了历史学硕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留在美国继续深造，谋得一份好职业；二是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许包野，祖籍广东省澄海县，1900年5月生于泰国一个华侨家庭，7岁回到祖国。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攻读哲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23年2月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期间，他一面钻研马克思主义，一面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参加实际斗争。1926年，许包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5年，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要留在国外享受好的生活，还是回到国内出生入死，随时献出生命？

    没有选择便无所谓道德，而这个选择的悬殊是我们一眼便可以看出来的。两年前热播的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姐弟在战乱中放弃去国外躲避战乱，选择在国内革命的情节，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当我走入雨花台纪念馆，看到施滉、许包野，看到许许多多烈士的故事，我才相信，这些都是真的。一代共产党人，在他们人生重大转折时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也便义无反顾选择了牺牲。

    施滉和许包野先后回到国内，在党的重要岗位担任职务，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短短几年后，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他们是盗火者，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恽代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就义。

    郭沫若曾深情回忆：“代英在四川泸县做过师范工作，四川的青年受他的影响的，因此也特别多……四川那样山坳里，远远跑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一些青年，恐怕十个有九个是受了代英的鼓舞的吧！”

    大革命失败以后，恽代英先后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他坚信革命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挫折。他鼓励革命青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如我们决心造30年反，绝不会一事无成的。年轻人，有决心干30年革命，你不过50岁。接着再搞30年建设，你不过80岁，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代则可以享到福中福。为了我们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代价的。”

    恽代英说：“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只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燃烧自己，点亮中国，这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郑重承诺。

    这里我还想跟大家讲一讲瞿秋白的故事。

    瞿秋白被捕后，国民党认为，“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一般对待，要以情感人，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几次看起来很有“诚意”的谈话，都被瞿秋白一一回绝，漂亮干脆。

    最后一次谈话，是特务王杰夫离开长汀的前一天，他劝瞿秋白效法叛徒顾顺章，说：“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公开反共，你可以去任大学教授，也可以做编译。瞿先生你学识渊博，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我们为国家爱惜你的生命。瞿先生你不看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是如何优待，他杀人如麻，中央却不追究！”瞿秋白听后从容地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临刑前，他谈笑自若，神色无异。到达罗汉岭刑场后，选择一处坟墓堆上，盘足而坐，还回头微笑地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既有革命者的坚定勇敢，不怕牺牲，又有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历史气质，有家国天下的担当。他们不是为理想而理想，为主义而主义，而是将个人牺牲与国家民族的新生联系起来，将国家命运作为个人价值实现的最后归依。

    有人说，中国不缺英雄，也不缺英雄的故事，缺的是如何讲述。地方党史工作者正在用越来越翔实的史料来还原已逝的共产党人，让他们更像一个人而不是符号存在于人民的记忆中。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曾说：“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庭、爱情和婚姻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

    正是从人的角度而不是神的角度去观察理解，烈士的死才更具悲剧感，才更具有感人的力量。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打捞更多用故事和细节充实起来的共产党人，最大限度地还原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处境和做出的选择，从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一代共产党人无可比拟的崇高理想信念和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刘彦彩）